跟踪外汇占款变动，适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确保银行流动性平稳。
但是我们对宏观经济的判断总是相反的，于是中小企业率先支撑不住了，温州和东莞是中小企业集中地区，问题也就集中爆发了。但问题是，在现有利率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制造业还是通货紧缩的，因此这是一个黑洞。
原因无非有几个方面：国际大环境、国内经济环境以及温州本身的问题。西部地区需要的是发展机会的内生性。所以，从宏观层面看，温州债务问题告诉我们的是：第二波经济危机的浪潮已经浸染到我们的土地上了。这便是医学中告诉我们的经验：倘若我们假设这个国家是一个完整的身体，那么一个小部位发生了疼痛，病变了，透露出这个机体出现什么问题呢？是温州发生了癌变，还是只生了个疮？这两个病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温州债务危机肇始于中小企业经营艰难，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使得高利贷盛行。
现在去救中小企业，就是一种短期政策，主要不是为了救活，而是稳定就业，期待经济大环境好转的那一天。指望中央政府救助地方经济危机，那很快我们就会看到中央缺钱了，陷入财政危机的泥潭，于是导致中央政府权威迅速丧失，等待我们的将是社会危机。但不幸的是，随着讨论的扩大，凯恩斯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大箩筐，一些不严谨的论者，把所有形式的政府干预（财政收支、累进税制、价格干预、产业管制，甚至环保政策）统统贴上凯恩斯主义的标签，将这些政策的负面效应栽赃于凯恩斯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第一章总纲第六至第十八条集中规定了我国的经济制度。从以上所引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权力支配下的极有限度的市场经济。二是强调财政政策反危机效果优于货币政策。真正了解凯恩斯的思想和生活的人都知道，凯恩斯无比珍视自由市场。
所谓‘中国模式的政治特征，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和西方政治术语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以为，黄小鹏先生的以上论述是清晰明了的，是击中要害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把凯恩斯主义彻底打倒，世界就会永浴光明。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反映着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性质。
《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批判者根本未理解凯恩斯主义的确切概念，将既不属于凯恩斯本人的思想，也不属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一古脑儿地推到凯恩斯主义身上。如果一定要在市场、人权、宪政、民主、自由、法治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限制词的话，那么，市场、人权、宪政、民主、自由、法治就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市场、人权、宪政、民主、自由、法治了，那就肯定是伪市场、伪人权、伪宪政、伪民主、伪自由、伪法治了。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2010年8月3日黄小鹏先生在《证券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要把污水全泼给凯恩斯主义》的文章，黄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反凯恩斯主义者，痛斥政府干预种种弊端，激发人们对现行政策的反思，这种积极意义不可抹杀。第二，亚当·斯密自由市场主义的内在逻辑是自洽的，但由于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具有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失业等负外部性，使得经济运行失去均衡而导致危机。
然而，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那些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客们所谈及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国家资本主义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如，黄小鹏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确认了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后，通过引进外国资本，扶持民间资本发展国民经济，强国富民，已成为振兴国民经济的基本国策。就拿眼前这场欧美各国围绕财政政策的争论来说，人们争论的关键点是财政扩张的时间、力度以及财政可持续性对未来长期增长的影响，而对危机时财政扩张的必要性，是没有人质疑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黄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接着说：在笔者看来，这种粗浅的批判完全找错了靶子，不仅冤枉了好人，而且放走了真正的敌人。时代的变化促成了其思想的转变，他从大萧条中观察到的若干人类心理规律出发，断定单凭市场自身力量走向均衡耗时太长，因而主张政府适当干预，而货币政策为流动性陷阱所困无能为力，唯有财政政策可以依仗。凯恩斯虽然突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旧说，站到了它的对立面，但凯恩斯始终未曾脱离自由主义的阵营。
政府通过直接投资、要素分配、政策调控等方式调控国有企业的运行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具体实现方式，是人民利益得以保障的基本体现。而终生信仰市场、以维护自由为使命的凯恩斯，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忿忿不平地跳起来申辩道：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你的中伤让我很难过。
他们刻意抹煞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征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本质规定，再随意贴上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进而进行不负责任的讨伐，令人实在难以苟同。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社会，公共权力才不至于失控作恶，公共权力才有可能与市场体系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创造一个以人自己的尊严和利益为依归的国家和生活。
在某些意识形态浓重的论者手中，要批评不当干预，似乎只要将炮火对准‘凯恩斯主义五个字进行一番猛轰就可凯歌高奏。然而，各国政府在对经济周期进行调节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凯恩斯的主张扩大化和长期化了，并导致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负面效果。
当然，如果有人真的要反对或埋葬凯恩斯主义，那恐怕还要等待一个时期，一直等到中国成了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之时才有机会。正如我在《吴英案暴露出的中国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我们大家也许知道，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一个市场国家或社会就是一个市场大系统。2007年以来美国政府对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的治理以及当前欧盟政府对于欧债危机的挽救，都是西方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调控经济的生动案例。我们必须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采取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因为现代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客观上要求对其实行有限度的调节，调节的目的是让市场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不仅主张经济市场主义，而且我还主张言论市场主义、权力市场主义。
我的推想可能是第三种，即：以反凯恩斯主义之名来行反权力经济和权力意志之实。指导中国经济运行的经济哲学不是什么凯恩斯主义，而是权力意志。
在危机时实现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繁荣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不再绝对追求年度财政平衡，这一思路已成为各国操作的准则。为了应对这些负外部性，这就同样需要从其外部添加相关要素来消除或控制这些负外部性，凯恩斯主义选择的这个外部要素就是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用增加投资的方式来增加就业，以此来弥补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使社会经济运行再次恢复到均衡状态，以达到有效控制经济危机持续蔓延的目的。
愿中国的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的春天早日到来。在这个市场大系统下，基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三大组成部分，那么，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三个市场子系统，它们分别是：知识言论市场、政治权力市场和经济财富市场。当然，对于渴望建立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来说，最好还是回到斯密那样的古典自由主义时代，每年都搞搞财政平衡，过过小国寡民的生活。2012年7月2日彭刚先生在人民论坛杂志（总第370期）发表题为《国家资本主义标签不能乱贴》的文章，他在文中说：2012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集中刊发了六篇一组的‘国家资本主义专栏文章。
首先，将凯恩斯主义与自由市场对立起来属于无中生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同理，如果没有自由开放的权力市场和自由开放的财富市场，也就没有自由开放的言论市场。对此，我不禁要问：什么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和亚当·斯密是对立的吗？关键是，中国现在是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吗？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国家有凯恩斯主义吗？也就是说，中国官方所奉行的经济哲学是凯恩斯主义吗？随着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我发现，在中国反对凯恩斯主义，并且提出要在中国埋葬凯恩斯主义，是无的放矢。
就国家和社会这个市场大系统的三个市场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我认为，如果没有自由开放的言论市场和自由开放的权力市场，就没有自由开放的财富市场。2012-7-30 进入专题： 凯恩斯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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